科幻作家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找到未来世界的变数
说起俄罗斯科幻小说，必然绕不开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。他是如今具有全球号召力的当代俄罗斯作家，代表作《守夜人》曾在全球畅销1200万册，作品融合了俄罗斯文学的哲思和绮丽的宇宙观，在世界科幻文坛可谓独树一帜。
几个月前，由八光分文化和新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《深潜游戏》两部曲正式在中国发售。这部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巨作，曾经横扫九项科幻大奖，被誉为“俄罗斯赛博朋克巅峰之作”。
2023年12月初，“俄罗斯科幻大师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中国行”活动来到了成都、北京和上海，与中国读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。在此期间，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接受了《新周刊》专访。据记者了解，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，东方文化对他的科幻创作影响颇深，在对未来世界的构想里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。
以下是《新周刊》与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的采访实录。
俄罗斯科幻作家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。（图/由被访者提供）
《新周刊》：你曾经是一名精神科医生，这个身份与现在科幻作家的身份非常不同。当初的你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？后来你又是怎么开始写作的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主要还是家庭的影响，因为我父亲是一位精神科医生，所以我当初是想沿着父亲的路径去做医生，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了医学。
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更喜欢写作，于是便开始了创作的尝试，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毕业之后，我就开始从事写作工作，也彻底失去了做医生的想法。
《新周刊》：据你观察，这两种工作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相似之处吗？精神科医生的从业经历，对于你后来的科幻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可以说是两种很不同的工作。
首先，精神科医生的工作，其实是帮助人去建立对世界的正常的认知。但是科幻写作恰恰相反，科幻作家要做的，是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世界，看到那些超出正常思维的事物。
《新周刊》：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科幻？是什么触动了你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其实是受很多科幻作家的影响。首先，在俄罗斯，苏联时期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，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。其次，美国也有非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，尤其是20世纪的一些经典的科幻作家。
我之所以会对科幻感兴趣，是因为5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各种文学作品了，其中最喜欢的就是科幻，只不过小时候是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作家，也认为当作家并没有那么容易。
《新周刊》：科幻与现实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，你在进行科幻创作时，通常是一种怎样的写作状态，享受的还是飞跃的？一般会有哪些写作习惯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文学写作，其实是必须要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创作科幻小说的时候，各种各样的星球上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，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观，这些在写作的时候，是必须要去相信的。
一旦放下笔，休息的时候，又必须强迫自己从幻想世界里面脱离出来，不然简直会让人疯掉，毕竟科幻小说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只能说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实世界，但是一定要做出很严密的区分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曾经说过，自己的科幻小说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。哪些东方文化影响了你？你又将哪些东方元素融入了自己的作品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东方文化对我的创作，确实是有所影响的。首先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在亚洲长大，哈萨克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，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东方的痕迹。
另一方面，我从小也看过很多东方文学作品，最近这些年，其实也经常看亚洲的动漫，这也是一个非常“强势”的文化。
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西方文化对“善与恶、对与错、黑与白”分得清清楚楚，而东方文化强调更多的，是一种“善中有恶”“对中有错”的交互理念。这种理念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更复杂、更多元化的视角。
《新周刊》：在你看来，欧美科幻与东方科幻有什么区别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欧美科幻其实要分开来看。
首先是美国科幻，它描述的文明图景，通常会更有趣一些、更具有娱乐性，它故事中的主角设定，也都趋于超级英雄那种类型。
欧洲科幻其实跟东方科幻有一些小小的交织，甚至包括俄罗斯科幻，它们通常会描写一个小团体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情，所以你很少在欧洲科幻或俄罗斯科幻里面看到超级英雄。
那么说到俄罗斯科幻，其实它会更加悲观一些，对于现实的问题讨论较多。相反，在中国的科幻里面，我的阅读体验是，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文明。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作品《深潜游戏》。（图/由被访者提供）
《新周刊》：请你谈谈《深潜游戏》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过程。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这部作品其实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。25年前，西方的赛博朋克文化被引进了俄罗斯。那个时候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西方的赛博朋克小说，觉得并不是很喜欢，它们的调性比较灰暗、压抑，里面的人都在互相伤害、互相斗争。
所以，我当时就想尝试写出一种不同的赛博朋克，试一试能不能写出更多世界更好的一面、善良的一面。我在《深潜游戏》当中所写的虚拟生活，它会有更多的关于人性“善”的展现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的作品《深潜游戏》讲述了天才黑客坚决捍卫虚拟和现实的边界，却逐渐迷失了自我的故事。你作为科幻作家，如何看待科技的发展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我记得《深潜游戏》出版后，现实中出现非常多的俄罗斯黑客。现实生活的黑客，就是因为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才成为黑客的，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，它充满了想象空间，但同时也充满了危险。
比如说“虚拟现实技术”，离小说当中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其实还很遥远。当然，计算机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，也越来越强大。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，当初没有想到智能手机的出现，会对人们现在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我们能够看到，现在不管什么人、不管什么时候、不管在哪里，每个人都在看手机。科技发展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，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。
《新周刊》：在《星星是冰冷的玩具》中，你将人类塑造成了面对外星文明的弱者，这是不是就暗示了，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面对外星文明，结局是悲观的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首先我觉得，人类是完全有可能像《星星是冰冷的玩具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，结局会很惨烈。当然，人类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地球这个“摇篮”，大多数人还困在温饱线上，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上正常生活，更不用说去接触外星文明。
我觉得未来更有可能的是，外星文明过来地球找我们，坏的情况或许是像美国科幻里面经常写的那样，发生各种大面积的破坏行为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些比较友好的文明，当它们知道你太落后了，然后去帮助你。
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人类现在还是应该尽量地去发展航天技术，如果真的有像你说的那一天的到来，也不至于会有特别糟糕的结局。
2023年12月，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接受了《新周刊》记者专访。（图/由被访者提供）
《新周刊》：科幻小说更多是希望通过科幻的形式，来表达对现实生活困境的思考。你关注更多的现实困境有哪些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首先，让很多俄罗斯人最感到焦虑的，当然是国际局势上的一些冲突和战争。对于所有俄罗斯人来说，这是最大的现实问题。
第二，当然是疫情。我们刚刚从一个全球性的疫情当中走出来，大家都有非常深的体验，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健康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
第三，其实还要更多地去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。现在很多人都长时间处在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下，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困难，也可能是因为各方面的情绪的影响。那么这种时候，就很迫切地需要更多心理上的疏导。
《新周刊》：很多科幻作家对于人类的未来都是悲观的，你想在自己的科幻作品中塑造怎样的世界观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其实有比较清晰的倾向，就是乐观精神。我相信不管是人类共同的问题，还是各个国家自己所面对的问题，人类最终都会克服，然后去创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共同发展的社会。
《新周刊》：以前的科幻创作可能会更容易一点，然而很多以前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，在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。你有没有觉得对于现在来说，想象未来的难度增加了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当然，我现在确实有这方面的感觉，就是越来越难去想象还没有出现的东西。
虽然，科幻作家过去所写的东西，很多其实已经实现了，但是科幻作家的职责也在于此，也就是对未来世界有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视角，在眼前的现实之下，去找到未来世界的变数，然后去展现这种丰富的未知性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会考虑与AI共创吗？你觉得AI创作什么时候会超过人类作家？
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：目前看来，人工智能还不能进行非常有创造性的文学创作，更多的还是只能写只言片语，其实都是从人类的语料库里面摘取出来的东西。
那么，在不久后的将来，也许就是现在，AI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作家的帮手，帮助作家去进行场景的构想，让作家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。
不过，现在其实还很难界定AI和作家的共创在未来到底是好还是坏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它还远远做不到威胁作家的创作性。
作者 段志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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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首发新周刊650期《2024生活趋势报告》